常玉坤说：“我也是这样讲的。可她却说，人家日本人若是无故杀了中国人，日本领事馆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。难道中国人因故打了日本人，中国政府就不能替中国人说几句话吗？”

高兆铭火了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她怎么敢这样说？”

常玉坤说：“副座，人家已经把一千大洋的银票送来了，是借的高利贷，也不容易。你看……”说着，便有点心疼地把那张银票放在了桌面上。

高兆铭的眼睛一亮，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说：“好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舍下脸皮去试试。日本人要是答应了，算是他吉玉浦的造化。要是硬不答应，可不要怪我高兆铭不替中国人说话。”

常玉坤苦笑着连连点头说：“那当然！那当然！不是看她可怜兮兮的，我也懒得管这闲事。”

高兆铭话中有音地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常队长，吉玉浦的太太一定长得蛮漂亮吧！”

常玉坤连忙说道：“副座，我……我可是个清白人啊！”

高兆铭拿起那叠钱，由不得淡淡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常队长，我还有个重要约会，就不留你啦！”

“是！卑职告辞啦！”

常玉坤向高兆铭敬个礼，然后转身走出了客厅。说起来，常玉坤来给吉玉浦求情，也是有口难言。昨天晚上，吉玉浦的太太确实找过他，而且还把他请到大饭店着实撮了一顿，并塞给他一张写有一千块大洋的银票，做为搭救吉玉浦的好处费。常玉坤见钱眼开，又喝得一塌糊涂，便拍着胸脯吹大牛，说什么保证把吉玉浦捞出来。当他醉熏熏地从饭馆里走出来，不想被两个人拖进一辆路过的带蓬马车，戴上头套扬长而去。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才被拖进一间四面透风的草房。一盏油灯前，站着一位看不清面貌的贵妇人。常玉坤的酒一下子吓醒了，他刚想挺身站起来，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
“常玉坤，”贵妇人声色俱厉地问，“吉玉浦是你亲手抓的？”

常玉坤舌头打着卷说：“他……他打了日本人，是高兆铭高局长下的命令。”

“哼！你们错抓无辜，还这样理直气壮，简直没有王法了。”贵妇人恼怒地说，“你知道吉玉浦是我的什么人吗？”

常玉坤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！”

贵妇人说：“既然不知道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回去告诉高兆铭，马上把人放了，免得给大家找麻烦。如果你们敢跟我耍滑头，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，听见了吗？”

常玉坤连连点头说：“听见了！听见了！不过……”

贵妇人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常玉坤说：“这件案子跟日本人有直接关系，就怕警察局有心放人，日本人那头不肯答应。”

贵妇人说：“只要你把利害关系跟高兆铭讲清楚，他会有办法的。”

常玉坤近似哀求地说：“夫人，我大小也是个侦缉队长。就叫我这么去说，今后还怎么在局子里混事儿？”

贵妇人问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”

常玉坤说：“能不能叫我在高兆铭跟前说得体面一点儿？”

贵妇人说：“该怎么跟他去说，那是你的事情。”说完，就带着人一阵风似的消失了。

常玉坤连滚带爬地回到家里，整整做了一夜的恶梦。今天一大早就迫不急待地赶到了警察局，望眼欲穿地等着高兆铭来上班。可是，眼看钟表的大小针比赛似的往前跑，高兆铭却左等也不来、右等也不来，把个常玉坤急得直抓耳挠腮，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来到高兆铭的家里。他本想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高兆铭设法放了吉玉浦。可一见高兆铭那副见死不救的嘴脸，只好忍痛献出那一千块大洋的银票。虽说他不知道那位贵妇人是谁，可凭那气势，就能猜出是个□□上的人物。到了这般时候，脑袋自然比钱更重要。只是为了今后的前程，不敢说出昨晚吓得几乎尿裤子的经历罢了。而真正倒霉的，自然是可怜的吉玉浦。他此时正关在阴暗潮湿的小黑屋里，竟然不知道仅仅为了一顶台湾草帽，害得他身受酷刑不说，并付出了一千块的现大洋。更不知道他的妻子，为了营救他出大狱，欠下了永远也还不清的高利贷。不过，像这种事情对于警察局来说，如同家常便饭。若不是有人把刀架在了常玉坤的脖子上，他也不会那么卖力地替吉玉浦说好话。一千块大洋被高兆铭独吞了，常玉坤的心里当然不能平衡。于是他暗暗拿定主意，再去敲它一笔竹扛。想到这里，脚底下骤然变得轻快了许多。

高兆铭送走了常玉坤，心中既高兴又有点犯嘀咕。高兴的是，平空又捞到一笔大钱；犯嘀咕的是，日本人不好对付。他想来想去，也许苏尔钦能说服山本太郎不再追究殴打他的人。至于苏尔钦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，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。多少百姓人家为了营救亲人而闹得倾家荡产，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一个土馒头？所以尽管拿了吉玉浦家的钱，他也并没怎么放在心上。蓦然间，高兆铭想到牛延寿约他中午在小白楼起士林餐厅见面，心里由不得咯噔一下。于是，他赶忙穿戴整齐，急匆匆地走出家门。开上他的福特牌小轿车，直奔享誉中外的起士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