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师先生打来电话，说他今晚一定会来。江予眠给摄影师的经纪人发去消息，告知了对方这一点。经纪人欢天喜地，毕竟他的摄影师老板成天神出鬼没，连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晃荡。江予眠无言以对，所谓店大欺客就是如此：摄影师先生所属独眼兽图片社，这家摄影公司有七十年历史，总部设在巴黎，分社遍布世界各地，社内的摄影师因才出名，也恃才而怪。但公司从没想过管理他们，因为自由是法兰西的第一要义，更因为出名的家伙被赋予免死金牌，社会只会感叹一切都是艺术使然。

阿兰挎着相机，站在凯旋门前的路灯下。不管白天黑夜，每到经典地标，他都会怀疑全世界的人都在巴黎。尤其今晚有跨年活动，人群赶在另一批人群前蜂拥而至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临近的地铁站与公路会全部封闭，香榭丽舍大道上只剩下攒动的人头和狂欢的叫喊。事实上，这种场合并非万事太平，比如在前两年的国庆烟花盛典上，尼斯就发生了一场恐怖袭击。江予眠看着人群，脑海里冲出一辆大卡车，沉重的轮胎卷过所有人，将他们碾成一滩汪洋血肉。她不寒而栗，却是为了更多年前的晏周。

阿兰拍拍她的肩膀。江予眠回神，听他问了一句要不要去旁边吃东西。他们要在这里等到半夜，何况今天冷得出奇，还是得吃碗热乎乎的暖身体。江予眠长了一只中国胃，阿兰与她的饮食习惯颇为相似，即便两人不提前沟通，也会在地图上选中同一家餐馆。他们就近去了一家兰州拉面馆，一人点一碗牛肉面。面汤里只有咸与味精，桌上则有两份迟到的前菜——膀胱味的广式虾饺。江予眠同阿兰说，如果在国内，拉面可以选粗细，兰州拉面馆也不会有虾饺。阿兰却对现状很满意：“巴黎已经是欧洲的中餐绿洲了。”

他是唯巴黎主义者，三年前从清迈修行回来，就连看了三遍《巴黎，我爱你》。看完电影，阿兰又去露天车站喂鸽子。他一边听那些灰家伙咕咕咕地叫，一边回想山中寺庙养了一头满身粪便的猪。他并非喜欢鸽子多过猪，或者说鸽子的肛/门并不比猪的效率低，只是他从小到大看惯了鸽子，便会在收拾猪粪时生出一些思乡之情。他这辈子都不该离开故乡，即使清迈的鸽子和巴黎的一样泛滥，但巴黎的鸽子吃可颂。阿兰与鸽子们分享同一只外酥里软的可颂，几乎要喜极而泣。

江予眠一点儿都不喜欢鸽子。她六岁那年去广场喂鸽子，玉米粒摊在手心里，一群鸽子乌压压地扑过来，险些把她撂倒。从那以后，这种卵生动物就从毛茸茸的小东西变成了尖嘴怪物，她看上一眼就会起鸡皮疙瘩，更别提在巴黎这个鸽子重灾区，它们成天莽撞飞行，动不动就蹭着人的头顶过。一方水土，养一方鸽子，此地将鸽子惯坏了，而它自己同样没有规矩：若是办事发邮件，十天半个月得到回复都算运气好；人好端端走在街上，不知不觉就会被无名手洗劫一空。昨天铁路公司又罢工，江予眠和朋友好不容易搭上十四号线，却被一鬈发黑哥盯上。她走进圣旺的跳蚤市场时，手里还有八十欧，花了七十欧买一块小铜镜，准备回国后送给堂哥当礼物。然而找零不曾过手，嗖一下就被一只大黑手掠走。她和店主面面相觑，对方瘪着嘴噗了一声，这是经典的法式感叹词，“每天都这样，每天都乱七八糟。”光凭这种无序性，江予眠就不会爱巴黎。

出于个人的爱憎与他人无关，江予眠未曾向阿兰抱怨过巴黎的坏处。但她的同事像所有本地人一样深信巴黎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因此，他们都傲慢地默认：外地人来了天堂，绝不会想走；倘若走了，那是天堂将其拒之门外。阿兰不算傲慢至极，他希望江予眠留下，更多是为了一种混沌的感情。他第一次见她，是在夏季的报社。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针织短袖，脑后用绿棕交替的丝巾盘发。窗边的日光在她发丝间穿梭，一旁的矮书柜里排满各家公司寄来的成品书，她从中抽出一本影集，垂眼慢慢翻着，时间像绕过了她行走。从那时起，阿兰就鬼使神差地留意起她每天系了什么样的发带，或者最近喜欢哪本影集。他知道自己在爱河边缘徘徊，鞋子沾湿了，却不到淹死的程度。他已经有段时间没爱过谁。爱情委实不易，如果意中人能留在这里，那么就皆大欢喜。事与愿违的是，江予眠从未费心看穿阿兰的心思。他在她身边，更像半个老乡：他们为着黄皮肤而彼此亲切，又共享北方人的饮食习惯，便自然结成了饭搭子。

两人吃完牛肉面，江予眠看着碗里剩下大半的面与汤，并不觉得浪费。阿兰评价她是宁缺毋滥，她笑笑，没说自己在想一个不大好的人有没有吃饭。他们回香街的路上，江予眠接到一个电话：她的华裔朋友过几天结婚，想讨一幅小字纪念喜事。她答应下来，又听朋友嘀咕一句：“结婚和爱是两码事。”很久以前，她们通过越洋短信讨论过少女会讨论的一切，包括爱是什么。朋友好像在爱一个人，所以轻松下了定义：吃饭的时候想到他，那就是爱了。江予眠半信半疑，因为她以为爱是宏大的事情，非得与什么对抗才能显现出来。后来她逐渐放弃了这种英雄主义，因为疲于对抗爱情中永无止境的阻力。她甚至都不需要别人折磨她，她自己就足够折磨自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