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。

最后，父亲看了一眼表，语速飞快地结束这场单方面对话。

“妈妈下午会带阿侑阿治过来，他们都很担心你，之后我们也会多抽时间过来陪你的。”

他步履匆匆地打开门。

“爸爸公司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咔”，门又被关上了。

病房变得空空荡荡。

这里又只剩下墙壁、消毒水和一个病鬼了……哦，还有这个，我漠然地看着床边下凹的褶皱，还有布料上的余温。

春寒料峭，风吹进来，冷得吓人，我侧头看飘扬的窗帘：一扬一扬，蓝白色的天藏在下面，粉白的花藏在下面……迟钝地意识到，窗户没关。

我起身，赤脚走到柜子前。

“嘭！”

我把能看到的所有药瓶都砸了。

（四）

母亲说我和那对双胞胎是一样的，但父亲他不那么认为。我已经能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了，并且正在学习鉴别大人口中的话到底对不对。

我想，父亲大概是对的，不然，为什么那对双胞胎可以一直留在家里，而我却要被送进医院呢？所以他是对的，这让我有些沮丧。

因为我也想和那对双胞胎一样呆在家里。我也想回家，和那对双胞胎一样。

为什么呢，为什么呢？

父亲只告诉我，我和那对双胞胎不一样，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能回家啊？他们为什么能呆在家里、去天南地北游山玩水、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、可以被父亲夸赞、可以被母亲宠爱、可以被好多好多人喜欢羡慕……而我不能？

而我，不能。

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藏在地壳底层的愤怒和怨恨又多了两个指向的对象。

我被巨大的茫然和疑惑笼罩了，抓心挠肺、整日整夜地想都想不明白，而每当这时，胸口被父亲的笑声溶出的洞，就会开始呼呼地刮着冷风。

每当我想到那对双胞胎，我的耳边就会响起父亲刺耳的笑声，眼前就会出现那一层又一层的笑纹。

我开始明目张胆地怨恨起父亲，他为什么要嘲笑我？为什么要嘲笑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？而我又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能像那对双胞胎一样，我为什么不能是他们中的一个，一样活泼、一样聪明、一样健康……是了，我或许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出去。我知道，我应该知道，可我为什么要“应该知道”？

我有些狡黠得意地笑起来，心里却觉得很可悲。

难道我一个小孩、一个重症缠身的病人，你还要让我负担起什么吗？你没有让我负担什么？那我为什么要知道？对吧，所以，我不知道。

这个问题刚解决，我就遇见了另一个让我晕头转向的问题……为什么我非得是“我”，我非得是“宫乐”？而他们，不能是“我”？为什么我不能是“他们”？

这又是为什么？

母亲说我们分享同一个子宫，甚至同一条脐带，是这个世上最紧密的三个人。既然如此紧密，那为什么，我们要分出彼此？为什么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？既然那么亲密，那为什么他们不能是“宫乐”，不用呆在医院里？而我又为什么不能是“宫侑”或者“宫治”，不能到处跑到处玩儿？

为什么……不能这样？

长长的窗帘被风吹出一个好大的包，冷意从下面咝咝地冒出来，像毒蛇一样紧紧缠住我。

我被冷得颤了颤。

（五）

说起我的兄弟，倒有一件颇为有趣的事。

虽然每次母亲都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我们三个同一天降生，同时在母亲的肚子里长大、那两个兄弟和我是这世上最亲密的三个人、我们三个是上天赐予她和爸爸的奇迹……但十年了，三个曾经最亲密的人，见面的次数，少到两只手就数得过来。

我的两个兄弟，都很不喜欢见到我。至于我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感受到这一点……就要说起我可笑又滑稽的病史了。

五岁以前，我经常是这个病刚好，出院了，下个病就跟接班似的来了，于是水都没喝一口就又被送回去。

等到六岁，我的某一种病变得严重起来，大病小病一拥而上像是蚂蚁一样啃食我的生命，我就回不了家了。某一段时间，我住在重症病房里，隔着厚厚的磨砂窗户也能听见护士的叹息。

“真是可怜，这么小就得这种病……怎么没人来看她呢？”

不是的。

她只要回头就知道自己错了。来看我的人就站在她身后，穿着运动服，两双黑色的大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，像是在找什么……应该是在找我。我生怕他们找不见我。

但这担心是多余的。他们显然比我想象的要敏锐，很快，我们就对视了。

走廊顶上是昏暗的白炽灯，隔着重症病房的玻璃窗，三双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，对视了。

我心头一震，紧紧盯着他们，心中不知为何十分激动。我甚至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能跳下床，然后和他们手拉手，一起出医院。

我们就那样对视了一会儿，谁也没有什么动作——这只是表面。

实际上，我正惶恐又欣喜地想，他们是来接我的吧，来看我也行。他们和妈妈一样让我觉得舒服，甚至那种程度上，他们的到来要比妈妈更让我觉得开心。

我又想了多余的事。

宫侑和宫治——我天生就分得出来他们——对视了一眼。我沸热的心慢慢凉下来，就像刚才，它不知为何突然激动一样。

宫侑皱着小巧的眉，侧头和宫治耳语几句——他们总喜欢这样，就算别人听不见——我看见宫治点了点头，他们最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毫不留情地转身走了。

白炽灯下重新变得空无一人。

茫然，一种怅然若失的茫然突然涌上我的心头。

我看着空荡荡的玻璃窗侧，恍惚间，竟以为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。

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在医院见过他们——我回不了家，他们也不想到医院来……妈妈每次说到这个都会很尴尬，好在我也不会特意问她“哥哥为什么没有来？”他们不想见我，我知道。所以我也不乐意见他们。

这种微妙又奇怪的隔阂以妈妈为中间人，这么些年来，不增不减地传递着我们对彼此的排斥和抵触。于是，终于，在我和他们的合力下，我们几乎不再见面了。

一年、两年……我渐渐淡忘那件事，要知道，病人总是会忘记很多事的。或许，那真是一场梦而已，当时的心潮澎湃也只是我病发的幻觉。

“真是可怜，没人来看她。”

是的。我终于承认了。

护士说得没错，我的哥哥不会来看我。至于我的父母，母亲虽然来得要比父亲多一点，但不管他们中的谁都像是怕见到我似的，到病房也总是一副硬着头皮又干巴巴的样子。

没人来看我的时候，我就躺在雪白的房间里，幻想外面的人他们都在那里、在干什么，想我的病，想爸爸妈妈，想医院，想护士……想窗外的雪是不是和窗内的墙一样白，还会特意想想我那两个兄弟：毕竟，“最亲密”这个词在我这里，还是有些分量的。

但是现在，又不一样了：有人来看我了。

我在病房里笑着，看妈妈牵着对不甘不愿的双胞胎进来。

父亲只是随口一说，但要下午就是下午。哪怕是常年呆在医院的我也知道，在我们家，只要是父亲说出的话，就是铁律。

——这让我既爱他又恨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