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咄咄逼人的乡绅代表何天安、李一恂等，杨文煊一步不让。

“我社不追究诸位围堵农联、恐吓乃至报复想要参加农联的佃户等事已经退了很大一步，诸位不要得寸进尺！”

“得寸进尺？”何天安冷笑一声，“我等田土，由贵社来定田租，反倒斥责我等得寸进尺，真是好大笑话！”

杨文煊毫不示弱，“这番道理我社早就说烂了。是诸位需要佃户，而非佃户需要诸位。”

“呵呵！四成绝无可能！”

一向儒雅、沉得住气的何天安拍了桌子，把李一恂等人皆吓了一跳。

李一恂出言圆场，“今日天色已晚，便先散了，明日再谈，明日再谈！”

李一恂拉着何天安离开，其余乡绅也纷纷离场，帐篷里只剩下杨文煊、唐廷瀚与邵阳县丞梁国德和县衙户房司吏。

“做戏的既已走了，我等便说说实在的事。”

梁国德一开口，杨文煊便觉得头疼。

所谓“实在的事”，便是指缴税之事。

一县税务，最是繁杂，尤其是需得一条条一项项去捋时，足以让人怀疑人生。

好在此事有唐廷瀚在明、唐景宽在暗与县衙户房一一核对，只需按照条目厘清即可，倒不用他过多操心。

而且邵阳县早已实行一条鞭法，只需将除漕粮外的税粮皆折算为白银，再除以原应征亩数得出亩均税银作为标准即可。

虽则两方对正税这个“分子”有一定分歧，如官府方面坚决要将与王府相关的宗禄米等项列入此“分子”，但争议不大。

既然扩大分子，那么分母也要扩大，王庄需列入应征亩数中进行计算。

因王庄亩数相对少，每年官府给宗室的钱粮本就不足额，是以官府在这一点上占了小便宜。

当然他们也不是在为宗室争取权益，税粮多出来了，可不一定就会足额给宗室。

大同社与官府谁都不肯让步的最大焦点在“杂捐杂税”。

所谓杂捐、杂税，指的是官府在正税外以各种名目向百姓征收的捐税，比如修缮城墙、修筑堤坝、修路修桥，都可以用作收税的名头。

至于收上来的捐税是否真去修城墙了，那便是另一回事了。

杂捐、杂税虽然早已沦为官吏贪污的重要手段，但在此时有一定合理性。

明代留存地方的税粮只考虑了在册官吏，像是白役等“无编”衙役的工食银根本没有计算在内，但“无编”衙役却又是支出大头。

此外，官员雇佣的其他人员朝廷也不发钱。

偏偏这些人又不能开掉，否则县衙工作如何开展？

若让官员用自己的俸禄去养，先别说官员主观上愿不愿意，就是客观上也没法实现——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低，连养自己一大家子都凑合！

除了给这些必要人员发工资，只要官府想办什么事，都得靠杂捐、杂税筹措资金。

梁国德要求将杂捐、杂税摊派下去杨文煊也认同，但不认同梁国德说的数额。

杨文煊认为，现有大同社收缴税粮、维持治安，官府可以精简机构、裁撤白役，只需管理不参与农联的那些人和田土即可，所需工食银和办事经费可大幅降低。

此外，官吏想要保证自己的“收入”不降低，他同样理解，但不接受狮子大张口。

何况大同社这次查出的大量隐田，县衙定然不会全数上报，甚至根本不会上报。

这部分田土的税粮由大同社、官府、田主三方分润。

光是大同社目前在东乡、南乡预估将查出的隐田，便能给官府提供三千两的隐形收入，这笔钱也不能不算进去。

经两方近一月的扯皮，最终将一年正税及“合理”的杂捐、杂税一并摊派入亩，议定今年起每亩每年征税六分六厘。

大同社与官府谈定，与乡绅方面却迟迟没有进展，但三方实际上都默认了多数田主往后只能收到四成租这个事实，只不过没有谁愿意松口答应罢了。

谈判好似没有结束，却于崇祯五年的晚秋尘埃落定。

下一个月，便要开始征缴田租秋粮，大同社上下都在为此事做准备。但杨文煊没有在谈判结束后第一时间返回谱口冲，而是去见了何起蛟。

何起蛟从一家酒肆回来，脸上残余着酒气，一脸冷漠地撇他一眼，便再也不看他地转身便走。

“且慢，”杨文煊上前拦住他，“我们聊一聊。”

何起蛟绕过他往前走，他叹息一声，再次上前将他挡住。

“好狗不挡道。”何起蛟漠然道。

他只当做没听见，低声道，“你心中若还有刘今钰，便帮我劝一劝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