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天早上，北京的一位老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，有家很有来头的企业，‘环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’，老总叫龚泰然，目前正在招标，采购100万台网络电话机。你们知道的，我们前不久开发的一款网络电话机，功能齐全，性能良好，特别是性价比特别高，如果用这款产品去投标，我敢保证，绝对可以中标。”老周越说越兴奋，“100万台呀，这是什么概念，一台即使只赚10元钱，都是1000万元。再说，一台又何止赚10 元钱，至少赚20到30元。”

周亚平疑惑地问：“他们采购这么多网络电话机干什么？”

“不奇怪，据说这家公司有网络运营商的背景，他们购置这么多网络电话机，并不是去卖，而是去送，凡是成为他们网络客户的，就送一台电话机，以此来扩大用户群。”

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。所谓网络电话机，就是不经电信部门的传统线路，直接用互联网进行电话通讯的终端设备。网络客户用它打电话，只有较少的流量费；而当时如果通过电信运营商的线路打电话，价格很贵。两相比较，用网络通话，确实是一个省钱的法子。

“这是件大好事，周总，我们赶快以‘八昊达’名义去投标呀。”谢鞠科也十分看好。

“但有个问题，”周锦达犹豫了一下，“招标方担心参与投标的企业太多，因此，提出投标方必须事前交出50万元押金。”

周亚平轻声说：“我们公司目前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作押金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周锦达说，“这笔钱必须由我们三人另外掏。我和谢总一人20万，你拿10万。”

谢鞠科有点担心，说：“钱倒没有什么问题，关键是这家企业究竟可靠不可靠？”

“是的，必须对这家企业进行全面的考察，”周亚平说，“除了向工商局核查，网上搜索查询，必要时，实地考察。”

“我请你们来商谈，就是这个意思，”周锦达说，“我想与你们两位一起去一趟北京，到那家公司实地看看，问问。确定了情况再付保证金。”

周亚平与谢鞠科一致同意周锦达的意见，三人约定，下周一出发。

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后，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问去哪里，周锦达打开笔记本，念了起来：“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2号。”

司机笑了：“这就是‘钓鱼台’嘛。”

“什么？‘钓鱼台’？”三人都愣住了。

“对呀，这个地址就是钓鱼台，接待外国领袖人物的国宾馆也在这里。”司机说。

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北京的“□□”和“钓鱼台”这两处地方都是很神秘和神圣的地方，听到后，让人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。

谢鞠科嘟囔着：“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办公？”

周锦达则拿起电话拨号，电话通了，只听他说：“是‘环球网络’的龚总吗？我是老周呀，深圳‘锦创达’的，昨天给你打过电话。我们已经到北京了。”

不知对方说了什么，老周接着说：“你们公司在钓鱼台呀，那么大，怎么找？你要告诉我们哪一栋那一楼呀。”

等对方说完，老周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们到了大门前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挂好电话，老周对二人说：“人家说了，‘钓鱼台’里戒备森严，外人来访，必须由接待单位人员领进。要我们到达以后，打电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派人到大门口接我们进去。”

一番周折，三人终于来到了“环球网络”公司所在地，是一栋小高层的三楼。听着那么神秘，可看这小高层楼房，很普通，并不显得有多么高档。

周亚平注意到，整层楼内，所有房间门口都没有挂公司牌匾，这使他想搞清楚该公司究竟有多少间办公室的企图破灭。

大家喝了几口茶后开始转入正题。

周锦达问：“龚总，听你在电话里说，100万台网络电话机必须在一年内交清，但打算怎么付款呢？”

龚泰然回答：“前10个月每个月8万台，后两个月每个月10万台。每期先预付50%的定金，货到三天内付完余款。”

谢鞠科最关心的是押金，于是问：“押金汇给贵司后，万一我们公司中不了标，押金何时返还？”

龚泰然笑了：“招标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五个工作日原路返还。”

周亚平本想问，你们以什么来保证押金返还？但转念一想，这话也是多余的，招投标都是这个套路，谁会提供保证。

其实，看到这家公司确实存在，而且在中国最神秘的心脏地带办公，可见这家公司不同凡响。光凭这一点，就已经让当时很单纯的三个人打消了疑虑。余下也没有什么值得了解的了。

后面的时间变成了聊天。

周锦达问：“龚总，国宾馆也在钓鱼台，离你们这里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，不远，走过去很近。”龚泰然指了指窗外，“就是那个方向。说起国宾馆，故事还挺多。听说过没有，赫鲁晓夫当年住这里，抱怨浴缸太小，其实那是加大号的，主要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好，他是在挑刺。尼克松是一位酷爱音乐的政治家，弹得一手好钢琴。当他步入总统套间时，看到房间里有一架钢琴——这是礼宾司特意安排的，没等休息就兴致勃勃地弹起来，并连声称赞：‘好琴！好琴！’。还有，周总理对基辛格的‘烤鸭外交’，也是在这里发生的。你们谁知道，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宾馆住的次数最多吗？”不等别人回话，他自问自答：“就是朝鲜的□□，他在这里住过四十多次。”

聊天完毕，自然是招待吃饭，而且是在北京的特色菜馆——“北京烤鸭店”。

从北京回来后，三人凑齐50万元，按照“环球网络”招标书规定的日期汇了过去，同时，把投标书及相关资料寄过去。

半个月后，标书上确定的开标日子到了，但北京方面音信全无。周锦达打电话给龚泰然，头一天，全部都是自动回复：“电话正忙，请稍候再拨。”到了第二天，竟然变成：“您拨的电话不存在。”

周锦达慌了，急忙把谢鞠科和周亚平叫到一起，告知此事。周亚平一听，连声叫道：“完了，我们上当了。”

谢鞠科也明白大事不妙，看来，所谓有网络运营商的背景及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办公，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。但他还是很冷静地说：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只有报案，看看能不能追回资金。”

四处投诉、报案的结果，只是知道了一点真相。这个所谓的“环球网络”公司是一个几个人的皮包公司，在钓鱼台里租了两间办公室，租期为两个月。把各地企业的投标押金诈骗到手后，几个人溜之大吉。

鉴于当年像这样的案件太多，公安部门根本忙不过来，三人的投标押金就此交了智商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