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予眠被对方放了三次鸽子。他是个纪实摄影师，上半年在非洲难民营待了一段时间，心灵被满地饿殍震成碎片。一约他做访谈，他就在电话里低沉道：“您知道么，江小姐？您不知道。只有亲眼在干枯的皮肤上摸过骨头的形状，您才会理解饥荒是一种怎样的灾难。我的精神早已成了一具干尸，怎么会有力气说话？您现在听到的是精神的遗言，请一定不要怪我。”

如果江予眠不曾听同事说，摄影师先生在夜店拉着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男人跳桑巴舞，她兴许会相信精神无法死而复生。她本能地要戳穿这件事，但是不能这么说。她的摄影搭档坐在旁边，对着手机好声好气道：“那太遗憾了。我们原来给您留了一个大版面，马克龙先生当选总统的时候，版面就这么大。”说着，给江予眠使眼色，用食指点一点桌面上的街头摄影集。她配合说：“克莱因先生最近出了一本影集，刚才送到办公室了。”

电话那头的摄影师清清嗓子，庄重地说：“也许过两天我就好了。二位不用麻烦那些不入流的，否则我很不好意思。”

摄影师先生与克莱因先生向来不对付，因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。江予眠把工作上的心得体会写在信纸上，这封信会寄给晏周。她在信尾接着写道：“苏黎世那边，雪下得很大。你愿意多穿衣服，就多穿衣服。”原本还要附上一句少喝酒，不过笔友之间没必要管这么宽。她搁下笔，把信放了三个晚上，跨年那天重读一遍，确认没什么问题，才拿到邮局去寄。公寓在卢森堡公园旁边，出了门不远，就能望见公园的黑栅栏。附近的邮局中午十二点半关门，她提前寄完信，正好与在公园里闲坐的摄影搭档碰头。

摄影搭档名叫阿兰。江予眠还见过另外三个“阿兰”，他们全部头发花白，半截身子入土。可这个阿兰相当年轻，只有二十七岁。他是法籍华裔，人高清癯，即便不穿青衫，也会让人联想起民国的教书先生。江予眠已经和他共事两个月。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，生活里的阿兰也不像别的同事那样，下班即失联。他甚至隔三差五邀请江予眠去家里吃饭，再叫上其他朋友一起。时间长了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，他的父母也喜欢拉着这些晚辈谈天说地。

阿兰住在父母家，父母总在餐桌上提及他不见影儿的终身大事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江予眠很少参与讨论，也在老人打听她的情感状况和择偶标准时，坚持说看缘分，虽然她根本不信玄学。她只信生活给她的教训：理想的爱情，只会发生在彼此认可的同类之间。阿兰为父母的冒昧，向江予眠道歉。她说没关系，长辈嘛。况且，她白吃白喝过意不去，遂问阿兰和他的父母喜欢吃什么点心，或者喜欢喝酒吗。每到周末，江予眠就会前往三区中超和蒙日集市采买中西食材，预备做各种点心。换季时，她也会去美丽城买四五十度的白酒，按母亲的酒谱，泡当季的花酒和果酒。酒罐子攒了小半柜，有时晏周来了喝几盅，她单独在家的时候喝得更少些，多把美酒送朋友。阿兰不胜酒力也不嗜甜品，于是请江予眠不要客气：他刚来报社的那阵子，有什么困惑的，多亏了她这个老实习生教导。她不领客套话，只说自己的资历算不上老。

江予眠没有谦虚。她在报社的文艺部待了四个月，与报社签了一年的学徒制合同。合同期间，每月有三周在巴黎实习，剩下的一周在外省上学。她读的是新闻硕士，阿兰和她同校，比她高一届，不过在步入新闻行业以前，他又在别的大学研究亲密关系。当时他在读博士，没读完就放弃学位，跑去泰国当了半年和尚。江予眠不理解他的人生选择，因为她很少半途而废。阿兰却逻辑自洽道，人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这种随便的态度让江予眠质疑了很久，直到晏周在来信中愈发多地提及如何邂逅各种小姐，她才相信存在即合理：男人的忠心是虚幻的。

江予眠走进卢森堡公园的侧门，沿路一直往前走再左拐就是美第奇喷泉，阿兰等在蓄水池的左边。岸上参天大树连绵，他穿一件竹青色的长大衣，斜躺在一把绿椅子上。江予眠误以为他在腾空冥想。阿兰曾说自己有很多理想，其中之一是住在卢森堡公园旁边。如果有一天他必须死，就死在公园的绿椅子上。到那时，阳光覆在他身上，他不需要额外的裹尸布。在他这个年纪，还会幻想人是不是必须死，只能说是一种过期的天真。江予眠是唯物主义者，其次站在公共立场上反对阿兰的死亡场所，她不觉得大家来公园是为了瞻仰谁的遗容，所以谆谆提醒他：“有些理想是可以半途而废的。”说完才发现，此忠告同样适用于行将就木的爱情。

然而，在穿越美第奇喷泉岸上的树荫时，她仍旧看见了过往爱情的幻影：晏周骑一辆嘎吱作响的二八大杠，贯穿中学里的林荫大道。他骑得飞快，校服敞开着，两片前襟挂着光斑随大风抖动。很多年间，他都以这样的形象存在于江予眠的记忆中。她无法将任何一阵风、一片光影从他身上剥离下去，因此，她看到的始终是当时虚实相生的他——一个违反“校内禁止骑行”规则的他，一个需要别人管束的他，一个自由自在的他。哪一个都和她不一样，但也不见得哪一个都是他。

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好久不见，谢谢大家又来看我胡编乱造。祝大家十一月三号快乐，本章评论发红包。